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更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近日指出，目前大湾区工业发展存在4个方面的问题：区域产业发展“极化效应”和创新资源“马太效应”所加剧，地区间产业发展的协同性和特色化有待提升，高房价、高地价带来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
究其原因，既有各城市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的客观原因，也有地区间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基于此，赛迪研究院专家提出3点建议：在大湾区未来发展过程中，要统筹布局、突破产业发展的“融合关”；因地制宜、形成差异化政策体系；大胆创新、先易后难逐步打破流通壁垒。
四大问题值得关注
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制度最复杂的区域之一，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以及多个特色各异的城市，更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邵立国等专家近日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发展过程中应关注以下几个现象。首要问题是，大湾区工业体量居全国前列，但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区域发展“极化效应”有所加剧。
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创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工业规模和活力持续提升。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增加值达到3.2万亿元，占大湾区GDP的31%，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的11.3%，是我国工业经济重要的增长极。
不过，与巨大体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湾区内部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较大，根据规模可划分为3个梯队。其中，深圳可谓一枝独秀，2017年工业增加值已达到8688亿元，2018年更是突破9000亿元；广州和佛山属于第二梯队；其他地区工业增加值均不足4000亿元。深圳、广州和佛山三地一直以来都是大湾区工业发展的重要地区，工业增加值在大湾区的占比超过六成，地区发展的极化效应进一步显现。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技术创新资源丰富，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但创新资源“马太效应”有所加剧。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和创新人才高度集聚。据统计，大湾区内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75所，其中世界排名前50的高校占3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累计超过230家，国家级众创空间200多家；涌现出华为、广汽、比亚迪、格力、广数等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不过，大湾区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多集中在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创新资源和成果也加速向其集聚，“马太效应”逐步显现。比如，深圳市集中了广东省1/3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2017年在广东省2.68万PCT国际专利申请中，有2万件来自深圳。
第三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大湾区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产业集聚程度较高，但地区间产业发展的协同性和特色化有待提升。依托珠三角地区强大的制造能力，大湾区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汽车、家电等为主导的新兴产业体系。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收入约占全国的1/3，汽车占全国的12%，电饭锅、微波炉等产品产量占全国的九成以上。同时，大湾区的产业集聚发展态势愈发明显。
然而，区域内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仍未建立，很多地区还存在同质化竞争问题。比如，深圳、广州、东莞、惠州、江门、珠海等地均将电子信息列为支柱产业，地区特色化不明显，还没能形成良好的分工体系。又如，随着近年来智能制造的兴起，很多地区不顾自身的基础，纷纷加快对机器人产业布局，恶性竞争和资源争夺问题时有发生。
最后，专家还提醒道，虽然大湾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但工业企业成本日益高企，高房价高地价带来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都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提升区域吸引力、增强工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比如，广州市提出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深圳通过“四个千亿计划”等政策降低企业成本1400亿元；肇庆市承诺落实民营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保持市级“零收费”等。
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湾区内很多城市已经步入高成本阶段，劳动力等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经营压力巨大。比如，2018年12月深圳工业用地楼面均价已达到每平方米2790元，远超北京和上海；惠州、中山的工业用地楼面均价超过杭州，佛山也与南京相当。在房价方面，珠三角地区2018年第四季度住宅用地平均价格为1.6万元/平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高房价增加了劳动力生活成本，间接转移到企业成本之中。很多企业不堪重负，纷纷向周边地区甚至东南亚国家转移。
“一刀切”政策不可行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赛迪研究院专家分析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大湾区内各城市工业发展阶段不同，“一刀切”的产业政策难以奏效。粤港澳大湾区内既有香港等以金融贸易为主导的“服务业城市”，也有佛山、东莞等以电子制造为主导的“工业城市”，各地工业化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这既是目前很多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未来各项政策措施制定的依据和前提。
在11个城市中，澳门、香港2018年的人均GDP分别为55.3万元和32.6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5和5倍，深圳、珠海和广州等地人均GDP在全国均值的2～3倍之间，而江门和肇庆却低于全国均值。巨大的经济和产业差距对地区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必须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形成合理的政策梯度，以工业为纽带，加快创新资源和发展成果共享，防止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人才和产业产生过度的虹吸效应。
第二，大湾区地区间统筹协调机制仍不完善，产业布局优化和资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在现阶段，受“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等因素影响，大湾区内货物、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在跨境流动方面仍存在很多障碍。比如，港澳居民在港澳获得的专业资格在内地不被认可；粤港澳三地实行不同关税制度等。在产业布局方面，各地区各自为政的局面仍未改善，对于新兴热点领域，都存在较强的招商冲动，地区间联动发展、协作发展意识不足，地区间产业互补和协同效应有待提升。
第三，面向重大基础领域创新的体制机制和产学研体系仍不完善，在产出效率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大湾区在工业领域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院所较少，更缺少世界顶级的研发创新机构，支持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重大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很多关键产品和设备严重依赖进口。同时，很多企业仍以代工为主，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每平方千米的GDP达到1.8亿元，高于长三角、京津冀两者之和，但与东京湾区（3.3亿元/平方千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工业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粤港澳争创世界一流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赛迪研究院专家针对大湾区工业大而不强、集而不聚等特征，提出3条建议。
一是统筹布局，优先突破产业发展的“融合关”，加强多方统筹、推动各城市从“9+2”向“1”转变，是大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二是因地制宜，逐步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政策体系，有针对性地提出制造业发展政策措施。三是大胆创新，先易后难逐步打破流通壁垒，在技术创新、产业布局、要素流动等方面开展一系列试点，逐步探索形成大湾区特色发展之路。（何 珺）
